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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一向唱衰中国经济的我终于看到希望

发布时间:2021-01-21 16:37:25 阅读: 来源:机械密封件厂家

郎咸平:一向唱衰中国经济的我终于看到希望

如何让新创企业在公平市场竞争中成长壮大?这是李克强总理牵挂于心的事情。因为这些新创企业关乎经济发展,关乎民生问题。  据报道,实施简政放权特别是改革商事登记制度以来,全国新登记企业出现井喷式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新登记企业168万户,同比增长57%。其中新登记私营企业158万户,从业人员达1009万人,同比增长43%。

近日,李克强同新登记企业负责人座谈简政放权改革时强调:该放的放开、该扶的扶好、该管的管住,让千千万万新创企业在公平市场竞争中成长壮大,那么,我要问,政府又如何确保新创企业不被扼杀在摇篮里呢?  其实,实施简政放权改革商事登记制度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未来还有很多“障碍栏”等着去解决,我认为只有砸碎束缚企业发展的十大枷锁,中国经济才能走出当下危机,才会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我一向唱衰中国经济,但这一次我确实看到了希望所在,我看到政府部门正在逐一的解决这些问题。  那么,我所说的十大枷锁是什么呢?今天我把我所说的十大枷锁与读者分享,以让政府决策者们尽快认识到。  第一大枷锁:审批枷锁  中国经济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管制,是管制经济。行使管制权力的方式就是审批,是层层审批,是事先审批。  这一点不用我细说,做过企业的都清楚,用“是一部血泪史”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像刘铁男掌管的那种大的审批项目暂且不说,就说说企业工商年检这点小事。我有一个东北的朋友,是个小企业主,有一年企业年检递上去几次都未通过。幸好一个朋友提醒他,然后通过了。通过的原因是他在执照里夹了500元人民币。后来这个朋友告诉我,这是潜规则。照这样算来,全国这么多家企业,每家500元的话,加在一起肯定是个天文数字,我实在不敢统计。这还仅仅是企业工商年检这点小事,那么其他众多的审批项目呢?我们统计过一个房地产企业从买地到竣工,再到给老百姓房产证,这其中要经过110多个公章,157种收费。一方面,程序烦琐得要命;另一方面,每一个公章背后都有一次和公权力的交锋。所以李克强总理说,简政放权是预防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也是释放市场、激发经济活力的基本之策。希望这些中央政府下放的权力交到地方政府手中不要变了味道,变成他们的敛财工具。  十八届三中全会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的理解就是不让政府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作用。  从三中全会到现在,已经取消或者下放了416项审批权,但是还有上千项可以取消,远远不够嘛。看到“下放”这两个字我就头疼,我个人的建议是能取消的就尽量取消,“下放”的审批权越少越好。  不打破这些形形色色多如牛毛的审批枷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只是说说而已,中国的经济就不可能走出今日的萧条,什么创新、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之类的话就会成为空话,腐败也只会愈演愈烈。  第二大枷锁:垄断枷锁  据我的观察,今日中国的垄断至少有四种情形:一是政府垄断,以土地为主;二是国企垄断,以基础设施、资源能源、通信和出版传媒等为主;三是官商勾结形成的垄断,以服务业为主;四是市场竞争形成的垄断,各个行业都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是前两种垄断,根据三中全会的文件要求,想必会逐渐破解。第四种垄断,恐怕中国还没什么破解之道,因为我们距离那个阶段还很远,至今还没看到什么有影响力的案例。最令人发指的则是官商勾结形成的第三种垄断,例如出租车行业、大型食品批发市场等等。其中对于出租车行业,我曾多次呼吁取消数量管制,消灭份子钱,因为这是造成老百姓打车难、打车贵的直接原因。城市的蔬菜供应集散地也与之类似,铲除这种垄断对中国经济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降低最后一公里的菜价。  第三大枷锁:税费枷锁  中国企业税负之高,想必各位有目共睹。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以国有和集体企业为主,税负高、福利也高,这可以理解。但现在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了,一直在要求欧美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还是那么高的税负却没有相应的福利就不正常了。根据福布斯公布的“税负痛苦指数”,中国排名仅次于法国,我认为这是可信的。但问题是,我们的福利水平能和法国比吗?  我们中国真是一个奇葩的国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几乎所有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在内都在逃税和避税;另一方面,我也听许多企业家说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拉升本地的GDP政绩,到年底的时候大量多开增值税发票,是否真的缴税了则不得而知,留给有心人去统计吧。  高税费必然带来下面的恶果:一是抑制投资;二是推高物价,助推通胀;三是与高物价连带的抑制消费。最近我看到中央采取了一些降低税负的措施,比如小微企业免征所得税、营改增,减轻企业1200亿税负,出版物销售环节免征增值税等。但是我觉得这样还不够,增值税和所得税税率还是太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还是过低。最让人气愤的是竟然没有资本利得税,一个小白领辛辛苦苦上班,一个月赚5000元要缴税,但是拿几个亿去炒楼炒股的人反而不用缴资本利得税,这是典型的劫贫济富。  降低企业税负的好处不用我再多说,因为我们的政府已经享受过对三资企业减免税的益处了。  第四大枷锁:融资枷锁  贷款难,利率高,是目前套在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脖子上的枷锁之一。  我们超发了那么多的货币,而银行又闹钱荒,那么“钱去哪了”?据我观察,中国不差钱也不缺钱,这些钱都去国企那里了、去地方政府那里了、去影子银行那里了。而国企的钱呢,也去影子银行那里了。够乱了吧。本来投入到制造业或者服务业的钱,都到影子银行赚取高额利润去了,或者做实体经济的人因为贷不起款停工或者减产,这就是“滞”,这样中国经济滞胀的局面就发生了。  我们再看看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利率,都没有超过1%,所以人家首先制造业复苏了,紧跟着服务业也复苏了,其金融业,包括股市等资本市场,自然是高歌猛进。通过对比,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中国的实体经济被银行业绑架了,同时顺便也绑架了股市。银行及其衍生的影子银行,这种高利贷式的对中国经济的盘剥,如果不打破的话,中国经济就看不到春天。  第五大枷锁:地价枷锁  土地及其附属物的价格,是企业最沉重的负担之一,而且一直是中国经济滞胀的推手。更不用说房地产了,它的70%是税费,其中土地相关的税费又占最大头。  国家统计局关于洛阳25家小微服务业企业的调查显示,小微服务业企业的租金占营业收入的10%,多的能到30%,而企业的利润率也只有10%而已。也就是说,100元的营业收入中,商家只赚10元,房东却赚10~30元。  在制造业领域,地价其实决定着物价,也决定着企业的利润。 如果地价、租金回归正常,企业利润将明显增加,只有降低产品定价才能增加消费。但是我们的政府不这么看,只有把资源集中在土地上它才能收取更多的税,也才更加方便它收税。但这不是一个小问题,房子只能创造一次价值,像我们中国这样把房地产当做支柱产业的国家,全世界绝无仅有。  我们由地方政府垄断土地并进而操纵地价的情况,该彻底结束了,房子金融化的情况也该结束了,房子作为升值最快的资产的情况也该尽快结束了。如果不结束,再让地价租金绑架企业, 大家更不会去搞实体经济,我们中国经济也就真没救了。  第六大枷锁:人才枷锁  我在各地演讲中,听到企业家抱怨最多的问题,就是遇到人才瓶颈。也就是说,我们的教育系统生产的产品也就是人才不合格。那么,我们的人才状况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大家都说的那样,“既入不了厅堂,也进不了厨房”,大批毕业生是高不上去,也低不下来。总之,培养的都是企业没法用的人。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教育体制僵化,学校没有自主权。二是职业教育被漠视。我们过去搞“教育产业化”,“大学大跃进”已经造成恶劣后果。社会本来应该以职业教育为基础的,大家想想每天生活工作的地方,有多少工作必须是大学生来完成,又有多少制造业岗位需要熟练技工。很明显,技术工人不够!现在我们全变成了所谓的精英主义教育。如果中国大学培养的学生真的全部是精英,我看这个国家稳定不了。  既然人才瓶颈已经成为限制我们企业发展的枷锁,如何打破,那就是要改革我们的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才能见效快,那就是要放开职业教育,并且真正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支持职业教育。对于那些所谓的三本大学,其中绝大多数可以鼓励它们转为职业技术学院,全部卖给或者交给民营企业去运营,因为企业最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人。  第七大枷锁:社会枷锁  中国企业的枷锁真的很多,我也真的为在中国办企业的企业家感到悲哀。在中国办企业真难,我也非常敬佩那些还在中国坚持办企业的企业家,当然国有企业经营者除外。下面我再说说,中国企业的社会负担,关于这方面未来我会做专题研究,今天我只是粗略地与各位说说,你就会感到在中国做企业该有多么悲哀和不易。  所谓社会负担,我认为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来自享有政府权力的事业单位;二是各类群众组织;三是各类官办的协会;四是来自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  我只给各位举一个例子,就是各种职业或者职业资格的考试和培训。根据我的不完全调查,中国现有各类职业资格考试成百上千个,什么护士证、教师证、货运资格证、计算机资格证等等,每个资格证里面又分为好几个等级。而且取得了资格并不算完,每年还必须参加继续教育培训,没资格不能上岗,每年没完成规定的培训学时也不能年检过关。自从劳动法实施以来,在法定的假期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企业已经不堪重负,产品或者服务的成本越来越高,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竞争力只能越来越低。这是法律给企业造成的负担,而我们的社会呢,又有千万只手再伸向企业,通过各种所谓合法或者非法的方式,向企业要钱,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抢钱。  第八大枷锁:假货枷锁  央视每年的“3·15”晚会,成了中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各种题材假货曝光,也算是中国特色。甚至“3·15”晚会本身也是“假货”,央视财经频道总监郭振玺借此敛财20多亿。作为中国人,我为此深感丢脸。  假货横行,已经突破了商业伦理的底线。据一位律师朋友说,我们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非常完整和先进,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就是政府和相关执法部门的不作为。只有做好知识产权执法,才有资格谈创新。这就是我们对此强调的我们营商环境恶劣的主要原因。据与我合作的出版社讲,我所有的书,在出版一周内盗版就出现在市场上了。他们说全国至少有二十几个盗版商在盗版我的书,其中以华北某省最为严重。我问为什么不打击呢,出版方说,无法打击呀,跨省办案,人没到,盗版商就得到信息了,人就跑了。执法的人不能跨省,但是书却可以跨省,淘宝上买盗版书很方便,而且这些商家手中既有盗版书也有正版书,精明得很,所以如果执法部门不重视的话,你根本无法根除。  各位想想,出版业还算小行业,那么制造业呢,食品药品行业呢,如果你是企业家,愿意在这样的环境投资吗?一个不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会有创新能力和动力吗?  那么对企业的害处是什么呢?第一,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因为被假冒、被盗版,结果肯定是投资回收期延长,或者干脆就无法收回投资;第二,投资回收期延长,产品价格必然会提升;第三,企业投资研发新产品的动力会降低。  第九大枷锁:国际化枷锁  我们不说世界级的大企业,就说欧美那些中小企业吧,人家在研发产品时首先考虑的是面向全球市场。仅以欧美那些文化产业巨头为例,一部电影、一部动漫甚至一本书的打造,面向的都是全球市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格局和视野?我们国内的企业呢,有这样的视野和能力吗?面向单一的国内市场,你的价格能不高吗?  我想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了企业自身的原因之外,那就是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我们政府的一些制度和做法,等于给企业套上了一个枷锁,一个企业国际化的枷锁。这个枷锁具体表现在: 一是金融不开放,二是各种审批手续过于烦琐。如果一个国家的企业没有面向全球市场的能力,肯定会被淘汰,而在这方面,政府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第十大枷锁:法律枷锁  我们现在大谈依法治国,但是我要问,法律错了怎么办?在我看来,现在设立上海自贸区和取消下放审批权,遇到的最大的障碍就是法律的障碍。一部针对企业的法律,如果法律规定本身就是错误的,或者违反市场基本精神的,那就会变成束缚企业经营和发展的枷锁。  我到现在都没看到清理法律的系统化措施,只看到了公司法在注册资金方面的修改。我们的政府首脑和发改委近期不断强调,对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对私领域“法无禁止即可为”,但是我还是要问,那些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和上面两条精神的法律法规,什么行政法规、政府部门规章,还有那些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呢?你怎么办?我觉得应该做系统清理,如果不做系统清理,你就无法从法律精神层面实现“法无授权不可为”和“法无禁止即可为”,三中全会的改革精神就无法落实到法律层面,改革的结果也就不能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其结果,不但是没有改革,而且很可能是最坏的改革。企业和企业家就很可能沦为最弱势的群体,我们国家和民族最悲哀的时刻就会到来。  上面谈到的束缚企业发展的十大枷锁,不是我危言耸听,而是血淋淋的事实。这些枷锁,从企业层面看,必然会加大企业成本;从国家经济层面看,就是经济滞胀的推手;从民生层面看,就是物价持续高企的根源;从社会层面看,就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原因;从吏治上看,会使政府和官员越来越腐败;从道德上看,会令民风越来越腐化。不打破这十大枷锁,国家和民族,企业和老百姓都没有未来和希望。  郎咸平最新观点>>>  郎咸平:发改委200官员参观监狱 治国精英被震慑  郎咸平:在中国房地产投资是目前最好的投资选  郎咸平:户籍制度改革与“逆城镇化”危机

外媒称中国经济2021年超美 专家称中美差距仍大  继今年5月份有国外机构预计2014年中国经济体量将超过美国后,近期又有外媒预测中国将在2021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专家表示,国外舆论频频炒作此话题,不排除是为向中国转移负担,中国应清醒看待,中国经济和美国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真正赶超美国的路还很长。   国外舆论频频炒作“中国GDP将超美”  近日,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网站刊文称,得益于过去35年的市场改革,中国重新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只是时间问题。   文章根据中国经济的增速、美国经济的增速、中国物价的变化、美国物价的变化和中美之间的汇率计算,预测中国将在2021年重新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预测只是近些年来国外舆论频频炒作“中国GDP将超美”的一个缩影。对于中国何时成为头号经济体这个话题,外国媒体和机构向来乐此不疲,预测的时间节点也不尽一致,有的甚至认为今年中国GDP总量就将超过美国。   今年5月份,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比较项目(ICP)发布数据显示,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2011年,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经济的近九成。参考2011年到2014年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速,有机构预计,在2014年中国经济的体量就将超过美国。   专家称炒作不排除是为向中国转移负担  对于上述外媒关于“中国经济2021年超越美国”的预测,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对中新网记者表示,这是在中国经济不减速而美国经济不加速的假定下简单进行数学计算得出的,而这种假定本身就不一定站得住脚。   白明指出,未来的中国经济“新常态”,不一定要像前些年那样千方百计“保八”,而且,第三次工业革命叠加页岩气革命,将会使美国的实体经济重新获得动力燃料补充,美国经济也不一定是低速度。   国际舆论为何如此热衷于炒作中国GDP将超过美国?白明表示,中国经济越发展,这个话题就越频繁出现,“今天的中国是这样,当年的日本也被‘捧’过。”   白明认为,国外许多人“捧”中国经济,包含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认可,他们希望借助中国经济的发展为自身发展寻找到更多机会,但是并不排除有些人想通过炒作中国经济将要超过美国来进行负担转移,以此让中国承担过重的国际责任。   中美之间真实差距仍较大 谨防被捧杀  白明指出,对于国外的“捧”,中国不能忘乎所以,被“捧”多了,可能使中国原来在WTO中享受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待遇被“稀释”。   事实上,尽管中美两国经济总量的差距在缩小,但人均差距还是相当大。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内地2011年人均GDP为10057美元,全球排名第99位,而美国人均GDP则是49782美元,全球排名第12位。   中国国内舆论对中美之间的真实差距也有着清醒的认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立群指出,GDP不仅要比总量,还要比质量。从中美两国制造业水平、科技水平、包括单位GDP的含金量和其代表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来看,差距都非常大,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基本国情特点并没有改变。   专家表示,中国要谨防被舆论捧杀,应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与美国经济的差距,真正赶超美国的路还很长,未来中国应专注在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综合国力和人均收入水平上,努力让发展成果惠及全民。(人民网)

李稻葵:中国经济新增长点在哪儿  按照可能爆发的顺序看,中国经济的三大增长点包括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已有产能的绿化和升级;居民消费。其中,最有可能在短期内引爆的并可长期依赖的是公共消费型固定资产投资。要催谷这一增长点,必须在融资渠道上进行创新,允许宏观杠杆率由190%提高至300%,并建立大量的国债等准货币金融工具,以较低利率的长期债券支持大量的投资,同时释放企业融资的渠道和融资的成本。  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比之于3年前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下滑,GDP增速已经降到了7.5%左右,名义GDP增速也降到了个位数字。中国经济到底还有没有潜力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如果有,新的增长点在哪里?应该如何通过改革和创新,为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接生?这是分析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必须回答的三个问题。  中国经济仍然有较快增长的潜力  要回答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必须把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阶段放到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  中国经历了36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规模比排在第三位的日本超出了将近一倍。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当前的人均GDP发展水平按照购买力平价的汇率计算仍然只有美国的20%。  纵观人类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潜力有多大,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是,该经济体与世界上标杆性的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差距。近几十年来,在全世界人口总量超过1000万的大国中,美国的人均GDP发展水平始终保持最高,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标杆。欧洲各国包括德国的人均GDP发展水平,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基本上为美国的80-90%,日本当前是美国的70%(曾经达到过85%),韩国、台湾地区也接近美国的70%。  东亚各经济体追赶美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它们的人均GDP与美国差距较大时,追赶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接近美国时,步伐就会放缓。其基本原因是,差距大的经济体可以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学习先进的技术和商业经营的模式,更可以向发达国家出口,从而提升本国国民的收入水平。  日本的人均GDP在二战之后达到了美国的20%,台湾地区和韩国的人均GDP则分别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达到美国的20%,在此之后的5到10年间,这些经济体的增速都在8%以上(图1、附表)。因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来预测,中国经济在未来的5到10年仍然有接近8%甚至超过8%的增长潜力。当然,这一潜力需要通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善来释放。  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有三大发展优势。第一是作为大国经济,拥有巨大的腹地,不必过分依赖国际市场。二是中国经济是一个赶超型、学习型的经济,能不断从发达国家学习新的商业模式和技术。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经济与80年代末的日本经济不同,仍然有体制创新的原始动力。  中国如果能够持续改进政府的社会综合治理能力、提高法制的效率、改进金融体系的效率,长远的增长前景将非常可观。根据我们的测算,到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时,中国的人均GDP发展水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有可能达到美国的70-75%,总体经济规模将接近美国的3倍左右(图2)。根据这一分析,我们应该看到今天中国经济的一些困难是暂时的,中国应该有底气在今天适当地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经济增长下滑的态势。这是因为,中国可以通过未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与此同步上升的国家财力,来弥补当前维系经济增长的一些社会成本。  当前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  从本质上讲,当前中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增长点正在褪色,而新增长点尚未完全爆发。  过去近20年来,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点有两个,一是房地产,二是出口。过去十几年,房地产开发及其拉动的相关产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房地产开发投资长期以来占到中国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20%、GDP的10%左右。同时,由于房地产行业的特殊性,它不仅拉动着众多相关产业的增长,也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让已经买房的家庭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同时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增值感,因此撬动了相当数量人群的消费。出口则在中国加入WTO之后长期保持两位数甚至高达20%的增长,2007年出口占GDP的比例达到30%以上,外贸顺差占了GDP的8.8%。  但是这两大经济增长点都在逐步褪色。房地产的增长碰到了困难,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已经基本得到了满足,97%以上的家庭都拥有了自己的房产,人均住房面积也达到了33平方米,一个三口之家的住宅接近100平方米,而且每年还在上升。另外,由于金融改革的加速,许多家庭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5%以上,即超过通胀水平2.5%以上的低风险的、流动性极强的金融投资回报,这改变了居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将投资买房作为财富增值保值手段的格局。  同时,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已经光环不再。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规模已从4年前的5万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10万亿美元,世界这个大市场再也不能提供与中国经济增长同步的进口需求,更不用说中国自身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利率上涨也为出口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阻力。  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在哪里  既然中国经济仍然有较大的长期增长潜力,那么未来的增长点在什么地方呢?我的分析是,中国经济未来存在三个增长点,这里按照有可能爆发的顺序列举如下。  第一个增长点就是民生性、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公共消费型基础建设投资指的是直接进入未来百姓消费的、具有一定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建设投资,包括高铁、地铁、城市基础建设、防灾抗灾能力、农村的垃圾和水处理、空气质量的改善、公共保障性住房的建设等等。这种公共消费型投资不同于一般的固定资产投资,因为它们并不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不带来产能的过剩。更重要的是,这种公共消费型投资并不完全是提供公共产品,比如说高铁和地铁仍然是谁使用谁受益,具有相当的排他性,并不是全体百姓同时受益。但是这类产品的性质与汽车、冰箱和电视机不同,因为公共消费必须是大量民众一起进行的,比如一趟高铁的消费群是几千人,不可能为一个人开一趟高铁,但是一部手机却是一个人使用的。公共消费品需要大量的前期性投资,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公共消费类的投资尽管商业回报可能比较低,但一旦形成服务能力,可以逐步形成社会福利回报。  为什么说这种公共消费型基建投资是中国经济当前以及未来的第一增长点呢?最根本的原因是这类投资是当前中国百姓最需要的,最能够直接提升百姓未来幸福感。中国的国民,尤其是城市居民,与发达国家国民的生活质量差距,已经不再是电冰箱的拥有量、手机的普及度和质量,乃至于汽车的拥有量和品质,而在于空气的质量、交通的拥挤程度、公共交通的普及度和质量,以及自然灾害来临之时的应对能力。这些本质上属于公共消费水平的范畴。提升公共消费的水平,需要非常长的投资周期,商业回报往往是很低的,需要政府长时间的补贴。但这种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约有25%用于此类投资,这一比重未来还有提升的空间。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投资不仅不会加重产能过剩的问题,反而有助于化解这一难题。  中国经济的第二大经济增长点就是已有生产能力的绿化和升级。中国的制造业从生产能力和产出量上讲已经在全球名列前茅,但是各种生产设备往往是高污染、高能耗的,把这样的产能升级为现代化、有效率的产能,需要投资,这个投资的过程将长期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根据笔者不完全测算,仅五大耗能行业—有色金属、钢铁、电力、化工、建材,更新一遍高污染、高能耗的产能,就需要10年时间,其每年将拉动GDP增长1%。而且,由此带来的低污染和低能耗将令国人长期受益。  中国经济的第三大经济增长点是居民消费。中国居民消费自从2007年以后,每年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上升,根据我们的测算,目前已经上升到45%左右,但是居民消费真正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点,其比重超过GDP的50%,恐怕还需要4-5年的时间。  综上所述,中国最有可能在短期内引爆,并且可以长期依赖的最大增长点就是公共消费型投资。  如何催生公共消费型投资这个中国经济第一大增长点?  为了释放中国经济的增长点,最重要的就是找到一条长期稳定、高效的融资渠道。当前地方政府投资主要的资金来源,是银行贷款及与之类似的信托产品,公开发债占比很低。  依赖银行贷款进行长期投资的弊端很多。第一是期限错配,以3年或3年以下的银行贷款支持10年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往往使得地方政府需要不断向银行再融资,而每一轮再融资无论对银行还是政府都有风险。  第二是地方政府面对短期还债的压力,从而过分依赖土地开发,这就像一个紧箍咒,不断逼着地方政府拍卖土地,同时又担心地价下降,导致许多地方政府不能够按照应有的长期规划来进行土地开发。  第三就是由于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依赖银行贷款,而这些投资具有政府背景,在资金来源上具有优先级,在相当程度上挤压了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中小企业往往不得不以很高的利率为代价融资,这就拉高了整个民营经济的贷款利率。  当前非常荒唐的格局是,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高达50%,但贷款利率普遍在6%以上;而美国的国民储蓄率为15%左右,其贷款利率却普遍在3%-4%的水平(图3).  该怎么办?我们必须机制创新,通过创新为长期固定资产投资打开融资渠道。首先应该允许宏观杠杆率有所提高。当前中国的杠杆率,即贷款余额加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约为190%。国际上很多人认为这个比重太高,但是必须注意,中国的国民储蓄率是50%,用这些储蓄去支持占GDP约190%的债务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些债务的年利息顶多是GDP的19%(按照名义利率10%的上限计算)。美国经济的杠杆率是250%,但是美国的储蓄率只有15%左右,更何况,美国还是一个以股权等直接融资市场为主的经济体。  根据这个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杠杆率按照比较保守的计算应该提升至300%。其中的关键是调整债务结构,本质上讲,需要把部分公共消费性基础设施投资由银行贷款转变为低利率的政府性贷款,或由政府担保的借款,由此释放银行贷款潜力,让其更多地为企业服务。  具体说来,首先应该逐年增加国债的发行量,使国债占GDP的比例从当前的15%提升到50%。可以用净增发的国债收入建立专门的国家民生建设投资开发公司,类似于国家开发银行,但其功能更加单纯,就是专门评估地方政府的长期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使用情况。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2014年可以增加9000亿元的国债规模,2015年,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再增加3000亿元,即1.2万亿元,以此类推,中国经济未来5年大约能够形成一个7万亿元以上的不断滚动的(发新还旧)投资基金,用于长期支持民生性项目的投资建设。  第二,已发的、地方政府所借的债务,应该及时地转为地方政府的公开债务(由中央政府担保),但地方政府也需要同时公开自己的财务信息和资产负债表。这样可以形成社会对地方政府财政的监督机制,这也是一个机制的创新。  第三,应该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逐步降低银行贷款存量占GDP的比重,如果能从目前的130%降低至100%的话,将有助于化解银行的金融风险,更可以解决经济增长对货币发行依赖的老大难问题。  换句话说,通过以上运作,可以逐步将货币的部分功能调整为由国债等准货币类金融工具来提供,从而使得金融市场的风险大幅度下降。同时也必须看到,当前由银行发出的基础设施贷款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应该允许银行和信贷公司进行一定的重组,允许部分的项目和产品违约,这样才能够给金融系统消毒,逐步地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总之,中国经济未来仍然有大好的发展前景,而当前能够看到的最大的新增长点就是长期的、可持续性的、民生的、公共消费型的基础设施投资。为了释放这一增长潜力,必须从现在开始在融资渠道上进行创新,要在中国建立大量的国债等准货币金融工具,以比较低利率的长期债券来支持大量的投资,以此打通企业融资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为整个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奠定坚实的基础。(新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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